谁绑架了科学?IPCC遭遇史上最强信任危机

IPCC主席帕乔里一夜之间就从防止气候变暖的英雄变成操纵气候科学的阴谋家。梁伟驰/漫画
 
为何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还不到三个月,国际社会就出现对IPCC的从技术到道德层面的精确打击?
 
从“曲棍球门”、“气候门”、“冰川门”到如今的“亚马逊门”,隐含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是,IPCC报告日益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角逐对象。
 
公众对于IPCC这个组织及其评估报告声誉和权威性产生疑惑,这也为气候谈判政客们留下了更大的回旋、谈判余地。
 
名词解释
 
IPCC是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 Climate Change的简称,中文译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它在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署合作成立,专责研究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变迁。
 
IPCC本身并不进行研究工作,也不会对气候或其相关现象进行监察。其主要工作是发表与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的专题报告。而这些报告是各国气候谈判工作的基础。
 
IPCC连遭信任危机
 
IPCC再陷“亚马逊门”。
 
上周六(1月30日),继“冰川门”之后,英国媒体《星期日电讯报》披露:在IPCC第四次报告中所指出的“气候变化将威胁到40%的亚马逊雨林”,此结论再次援引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报告,原报告作者声称他们的依据来自《自然》杂志。但很快人们发现,原文指出这一威胁来自砍伐,并非来自气候变暖。“又是‘灰色文献’惹的祸。”国内一位参加了多次IPCC工作报告撰写的专家感叹道。灰色文献指那些非公开发表的会议文集、论文、报告、档案等文献。
 
WWF的报告,正是所谓的“灰色文献”。
 
细数目前针对IPCC报告的质疑,问题几乎都出在了“灰色文献”上。
 
就在“亚马逊门”发生的十天前,IPCC就喜马拉雅冰川融化时间的错误正式公开道歉:承认其在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关于“喜马拉雅冰川融化速度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如果地球继续暖化,它们可能在2035年消失”这一结论,所依据的科学数据来源可疑。
 
这也是迄今为止,在众多质疑中,IPCC惟一承认的错误。
 
关于冰川融化的结论也是来自WWF的2005年年度报告,而这一结论又来自1999年《新科学家》杂志对印度冰川学家赛义德?哈斯奈英进行采访的报道,后者已经坦言,《新科学家》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他的意思。
 
引用了未经“同行评议”的非政府组织报告,这一问题与“亚马逊门”如出一辙。所谓“同行评议”是指一位作者的学术著作或计划被同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学者评审。
 
目前针对IPCC报告的质疑,几乎全部集中在了由第二工作小组撰写的关于“影响和适应”报告中,而这一部分,相比较而言,也是引用“灰色文献”最多的部分。
 
IPCC报告由三个小组负责编撰。其中,第一工作组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第二工作组评估社会经济体系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气候变化正负两方面的后果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选择方案;第三工作组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减缓气候变化的选择方案。“对于某些领域,如果一定要求‘同行评议’的论文,研究成果可能会非常少。另外除了英语论文,还有一些以其他语言发表的研究论文也希望能够被IPCC报告所引用。”
 
第四次IPCC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解释说。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IPCC鼓励作者参考和引用“灰色文献”和非英语文献。
 
然而,在喜马拉雅冰川融化一章的撰写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坦言,不仅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做支撑,执笔作者也没有冰川研究的背景,这些原因都导致了该章的作者引用WWF这一缺乏根据的报告时,未能仔细甄别。“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导致了这一错误。”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不无惋惜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接受某英国媒体采访时,范伊佩尔塞勒曾表示在报告撰写完成之后,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冰川学者的邮件指出了这一错误,但可惜的是,这封邮件最终没有给到“正确的人”手中。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人,似乎顷刻间,IPCC这一长期处于神坛之上的组织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其公信和权威性受到巨大挑战。
 
“反IPCC”运动汹涌而来
 
回顾过去三个月的风波,日本科学家TakaHiraishi至今仍然无法理解。“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发表两年之久了,为什么这么多的质疑声集中在现在?”TakaHiraishi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事实上,自从IPCC诞生之时起,围绕IPCC及其评估报告的争议就一直未曾间断过。
 
从1989年全球气候同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的成立,到乔治?马歇尔学院和如今的反IPCC主要阵地——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和气候监测网(Climate Audit),过去20年间,这些组织的质疑声一直伴随着IPCC。
 
第一次众所周知的“地震”,来自“气候监测网”的创始人斯蒂芬?麦金太尔。2001年,在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完成之后,这个被IPCC科学家们斥为“根本不具备科学家资质”的美国人,质疑了报告中所引用的来自美国科学家曼(Mann)的一条近千年的北半球平均温度曲线的正确性。而这条描述了1000至1900年间近似于直线变化的温度曲线,在2006年被证实确实存在数据误差。
 
这也是一系列“门事件”的开始——这次事件被称为“曲棍球门”。麦金太尔和他的“气候监测网”如今成为了IPCC专门的“纠错员”,指出了IPCC报告中的很多数据漏洞。
 
去年12月初,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所爆发的“气候门”事件——黑客进入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CRU)获取大量的邮件,从中发现了修改气候数据的丑闻——可谓曲棍球门之后的又一个反IPCC的高潮。
 
与此同时,NIPCC和美国哈特兰德研究所分别出版的报告,则干脆对IPCC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与否定,主要反对“现代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一主流思想。
 
事实上,即使是NIPCC,也未曾否认过气候变暖以及人为的因素,两边的科学家们更多地是在争论:变暖的速度有多快,人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有意思的是,在纷繁的科学争论背后,对于“利益冲突”的指责也开始调换了对象。
 
20年前,IPCC指责“全球气候同盟”这样的组织充斥着代表石油公司利益的声音;20年后,矛头调转了方向,气候变暖否定论者和IPCC的反对者们开始怀疑IPCC从一开始就存在人为操控,并怀疑IPCC现任主席帕乔里存在利用冰川数据中饱私囊。
 
对此,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亲自去欧盟核实,帕乔里所在能源机构是否存在通过错误的冰川融化数字申请拨款,“我被告知根本没有这回事”。
 
走向国际谈判舞台
 
为何在哥本哈根会议结束还不到三个月,国际社会就出现对IPCC的从技术到道德层面的精确打击?
 
面对过去三个月里的集中质疑,IPCC副主席让-帕斯卡尔?范伊佩尔塞勒打了一个比
 
方,他说,这就如同20年前,烟草公司试图质疑烟草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一样。“气候变化谈判越来越重要,IPCC传递的信息对某些人很不利,因此才要想方设法泼污水。”范伊佩尔塞勒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这样说道。
 
事实上,从1990年IPCC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开始,就推动了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制定,自此也揭开了IPCC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密切相关的历程。
 
伴随着气候谈判议题的变热,IPCC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起到的关键作用,逐渐也被更多的人了解。2007年,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过去50年的气候变化很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这一结论将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直接促成了2007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为“巴厘路线图”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
 
更重要的是,第四次评估报告为减排目标这一核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巴厘路线图”中发达国家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40%目标范围的表述,就源自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而且,自2007年以来,欧盟、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新主张和国内政策,皆依赖于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基本结论。
 
发生于哥本哈根大会前夕的“气候门”事件,显然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冰川门”事件后,美国《时代》杂志意味深长地说,“虽然不存在人为操纵的确凿证据,但是对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这也许并不重要。”
 
IPCC报告背后的角力
 
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前方的大屏幕,屏幕上显示的一行行字,正在讨论的一句话、一个字或者一个标点符号,都被标示为黄色。与会的代表手中都有一个牌子,发表意见时举牌示意,“这句话不妥,应该删除”,有代表立刻举牌发言,“不,应该保留。”这并不是已经结束的哥本哈根谈判现场。事实上,这是两年前,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一次评审大会的一幕。屏幕上的文件是经过高度浓缩,由一千多页简化成最后十几页的《决策者摘要》。台下坐着的有科学家,也有各国政府代表。
 
对IPCC评估报告的审议,奉行“协调一致”的原则,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国家说不同意,那就没法通过。往往就一个字或者一个说法产生了争议。罗勇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18页的摘要一共花了4天的时间讨论,最后拖至凌晨。“会场上大家谈的都是科学问题,但实际上一听就知道背后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参加过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撰写的罗勇深有体会。
 
以第四次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中这样一句话为例:“20世纪中以后的大多数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非常可能源于观测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现在看到这种表述是与会的各国专家和政府代表数次修改和妥协的结果。
 
这句话正是第四次评估报告最核心和最关键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诉求不同,自然反映在对文本的表述上:欧洲国家比较倾向于表述写得很强烈;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更强调不确定性的一面。
 
在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中给出平衡的表述,正是IPCC秉承地理平衡、政治平衡以及协调一致原则的目的。正因为IPCC评估报告的主要结论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围绕IPCC评估报告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气候变化情景分析一直是IPCC屡遭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诟病”和抨击的重点对象。考虑到各种情况下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和途径,情景分析直接关系到各个国家的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情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的利益团体,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的针对IPCC报告的科学争议大多集中在情景、2度阈值(即2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等热点问题上。
 
事实上,无论是“气候门”、“冰川门”还是“亚马逊门”,都无法从根本上撼动IPCC的整体结论。以最严重的“气候门”为例,即使忽略有篡改数据嫌疑的英国东吉利大学气候研究部门(CRU)的全球温度序列,仍然有来自美国国家气候资料中心和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数据在有利地支撑着“近百年全球地表温度具有升高趋势”这一结论。
 
受到影响的,只是公众对于IPCC这个组织及其报告声誉和权威性产生疑惑,这也为气候谈判政客们留下了更大的回旋、谈判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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