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捕捞强度过大以及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中国近海和主要江河、湖泊的渔业资源严重衰竭，海洋生态系统已严重“荒漠化”——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称，山东近海渔业资源种类由上世纪70年代的400余种减少到目前的110余种，下降了72.5%，多数经济鱼类资源已难以形成鱼汛。

由于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近海生态状况被很多专家形容为“荒漠化”。

“国际上大力推进渔业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但我国仍以捕捞目标鱼种管理为主。”在日前举行的以“中国渔业的现在和未来”为主题的中国科协第98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黄硕琳直言。

黄硕琳曾参加过一个捕鱼大县的开渔节。县长在大会上骄傲地讲“我们县60万人，年捕捞量为60万吨”。这样的发言让黄硕琳觉得忧心。他担心长此以往，当地渔民还能捕多久？

近海捕捞过度

我国从“八五”以来实施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总量控制的“双控制度”。不过，中国水产学会理事长贾晓平提供的一组数字显示，这种控制似乎并未起到作用。

2013年，捕捞船数量比要求的控制数多了4400多艘，马力数也比2002年多了220万千瓦。

贾晓平说，马力数增加有一些属于结构调整发展外海远洋船，但更多的是因为大量“三无”渔船的出现，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黄硕琳介绍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洋捕捞量不断增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两次投资热潮，使海洋捕捞能力大大提高。

由于捕捞强度过大以及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中国近海和主要江河、湖泊的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其中，传统经济鱼类迅速小型化、低龄化；食物链短、经济价值低的杂鱼所占比例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海洋生态灾害频发。2010年，处于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的海洋生态监控区分别占我国海洋面积的14%、76%和10%。我国近海的赤潮、绿潮、水母旺发等灾害性生态异常现象频频出现。

柴油补贴需要细化

探究原因，很多专家认为柴油补贴政策抵消了多年来减船转产的努力，刺激了捕捞能力的进一步增长。

渔业柴油补贴政策是我国政府对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进行补贴的政策。

对此，南海水产研究所渔业资源研究室主任邱永松认为，柴油补贴政策可以再细化，进行一些调整。比如，用柴油补贴的经费建立全国近海捕捞渔船的赎买退出制度，这样几年内近海捕捞能力便会大幅下降。

“柴油补贴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邱永松说，柴油补贴可以买断渔船，买断其捕捞许可证，比如把捕捞许可证交上来3个月，就可以把钱发给渔民，通过这样的政策也许可以把捕捞量降下去。

此外，专家认为柴油补贴可以更多地用于外海。

“以南海为例，95%以上的渔船都是近海渔船。”邱永松建议在“双控”的框架下，把小型船的功率指标拿出来做大船，到外海去开发渔业资源。

渔业管理观念亟须创新

在专家看来，目前我国渔业管理理念落后，亟须创新模式。

“国际上大力推进渔业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但我国仍以捕捞目标鱼种管理为主。”黄硕琳说。无论是伏季休渔或者人工放流，都是以增加目标鱼种的数量为主要目的，而不是以维持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

“现在我们要将生态系统作为保护重点而不是目标物种。”黄硕琳表示，这需要重视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运用多学科知识，采取跨部门合作的方式，变单一鱼种管理为综合生态管理模式，力求平衡多种不同的社会目标。

目前，欧盟已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海洋综合管理行动框架《海洋战略框架指令》，并制定了3个主要欧洲海洋区域渔业生态系统规划。美国和澳大利亚海洋资源管理方式也已转向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此外，在专家看来，我国的捕捞许可制度并非建立在渔业资源调查和渔业资源评估的基础之上，缺乏科学依据，没有考虑捕捞能力与资源再生能力的适应问题，因此也需要作出改变。

目前，我国渔业主管部门根据上一年的渔船数量决定当年捕捞许可证的发放，而不是以当年的渔业资源量为基础决定当年捕捞许可证的发放。海洋捕捞强度控制指标、渔船作业结构的调整与捕捞许可证的发放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黄硕琳说，这一方面导致渔民盲目增船加网，另一方面导致我国海洋渔业捕捞结构严重失调，“必须要科学地作出调整”。